而魏晋南北朝论文之作，如魏文帝曹丕之《典论·论文》，陆机之《文赋》及刘勰之《文心雕龙》等对文学之基本看法均与玄学有多少深切之关系。
汉兴，因应一体性的国家治理与宗教建设的需要，武帝在缙绅先生建议封禅的推动下，重视宗教建设，遂表彰六经。32 笔者曾引用恩格斯言论阐明 ：客观和主观对立，自然和精神对立，唯物主义和唯灵论对立，抽象普遍、实体和抽象单一对立，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2 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修订译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0页。十一月壬戌，章帝下诏曰 ：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这里似乎显现了秦国宗教与楚国宗教汇合为新宗教。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春主生，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是四时的自然功能，董仲舒指出其中透露的天意——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
《后汉书》，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第1599页。……寒暑移易其处，谓之败岁。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
并在研习西方哲学和当代日常语言的浸润下，渗入意识深处，渐渐接受为思考和研究的前提，视之为当然之理。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三统五端说，论者甚多。
【10】洪氏补注引《汉书·郊祀志》，称五帝为太一佐，明言太一非东皇，谬忌说也。或者称作天道学，凸显其宗教性。
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谬忌说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未知确否，盖说辞耳。
董仲舒认为，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7 《庄子·天下篇》论及先王之道时提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主使十六龙，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疾疫。论者谓秦襄公此非礼之举显示其不臣之心。
【25】——法天奉本：天是前提、根本。29 《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第198页。
因而了解的历史不够完整。皇帝是教主（或教皇）。
【26】奉元尽是宗教义，且由改换年号、服色凸显出来。尝者，以七月尝黍稷也。【2】这就是说，即使他承认儒学或儒家制度化了，有宗教面向，仍然够不上宗教认定。正本自君王抓起，君王则自正心始。10 洪兴祖著，白化文等点校 ：《楚辞补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3年，第57页。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40有总括义之天，有十端之一、居十端之首之天。六经，记述古代王教的典籍。
董仲舒怎样理解上天概念就是重要问题。司马谈以史学家眼光看清孔子贡献，终归儒家。
董仲舒认为，民众的本性是追随利益。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列祖列宗承载天命，祖与天融为一体，即为中华民族信仰。吾闻圣王所取，仪金【注谓：金当作合，或作佱，法也】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其实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极言为大经。灾异说宗教意味明显，是天-君-民三层结构重要环节、王道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武帝开展的是全面的宗教建设。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
40 《春秋繁露义证·官制象天》，第216、217页。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
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者，自此以下，明人法天之行此四德，言君子之人，体包仁道，汎爱施生，足以尊长于人也。
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皞之属配焉，亦云帝。此书最能体现古代中国天文学的本来面貌——既有西方天文学一维，又有以天文，即星象，观国家治理得失之维度。利者义之和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机遇源于建设国家宗教之需要。
董仲舒提供的是适合国家宗教的理论体系。君主受命于天，须体察天意——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
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
君王是天之子，屈从于天。38 《春秋繁露义证·郊语》，第398页。
